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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钟是先秦以来历代宫廷雅乐必备的"编悬"乐器，被奉为"八音纲纪"，也是清朝宫廷礼乐的重器。编钟专用于清宫礼乐规制的中和韶乐，是天地尊神和帝后皇权身份的象征。为此，清朝宫廷不惜重金、不计成本，大规模地铸造编钟，并根据各处坛庙、宫殿不同的场所和使用功能，在材质、规格、纹饰上进行了区分，有清一朝更有着历时性的变化。然而，一则由于编钟实物或流散四方或深藏禁宫，世人难以一睹真容；一则由于《律吕正义》及后编、《皇朝礼器图式》《钦定大清会典图》等清朝礼书存在着失载、误载之处，编钟究竟是如何具体使用的，长期以来不为人所知。本文通过细致辨析现存编钟实物，并与清会典、造处档案等文献记载相互印证，揭示清宫编钟使用的真相，订补文献记载的不实之处。顺山集遗址第三期遗存与跨湖桥义化存在相似性。重新梳理跨湖桥、下孙两个遗址的文化遗存，可将跨湖桥文化重新分为三期，为顺山集遗址第三期遗存了较为明确的相对年代的参考。在此基础上分析顺山集遗址第三期遗存的文化因素，可提出"顺山集三期类型"的命名，并对其性质和成因加以分析。金石学发祥于宋真宗朝的封，宋仁宗以来，主要金石学着作奠定或诞生于封，宋徽宗朝金石学进入黄金发展时期，封进一步成为钟鼎彝器收藏中心和方金石学研究的中心。北宋一朝总结性的金石学成果《宣和殿博古图》由朝廷完成，不但是研究在封的藏品，在封编着，主编也是封人。金石学无论是在学术研究还是实物收藏方面，都在北宋后期的封完全确立。明藩王墓出土金银首饰是一个至今未经深入探讨的专题，它不仅是明代工艺美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讨论明代艺术及其与戏曲之关系时不可忽略的一个方面。宁献王朱权与周宪王朱有炖一南一北构筑的诗酒，可以说为明代藩王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定下了基调，且影响差不多从明代前期一直贯穿到明末，而周宪王的杂剧创作影响尤巨，这也是明藩王墓出土金银首饰造型与纹饰设计的文化背景之一。本文以近年经眼的相关实物为研究对象，选择有代表性的若干实例，考订其造型、纹饰以及当日可能的设计构思，然后为之命名，在定名过程中完成纹样的历史叙述。秦汉时期在渭河上建造了若干座桥梁，依据其彼此的空间方位关系，后世分别称之为"东渭桥"、"中渭桥"、"西渭桥"，渭河三桥的修造对于关中的交通有着极其重要作用。"中渭桥"社科院考古所和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于212年上半年在汉长安城正北发现并正在进行发掘。而此次在西安未央区王家堡村发现的古桥位置恰好位于汉景帝阳陵正南方，与文献记载的汉东渭桥位置相合；在咸阳钓台镇马家寨村发现的木梁结构古桥，位置上正好位于汉长安城与汉武帝茂陵之间，与文献记载的西渭桥位置相合，因此我们认为王家堡古桥和马家寨古桥分别是汉东渭桥和西渭桥。如此则秦汉时期渭河三桥全部有了着落，为学界了解和研究秦汉桥梁建造及关中交通有重要意义。导引俑是汉代导引术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曾发现于重庆巫山麦沱四十号墓和山东阳谷吴楼一号墓中。本文张家山汉简《引书》和马王堆帛画《导引图》，重点论述麦沱导引俑和吴楼导引俑的重要性以及导引术流行的原因。本文就27年公布的重庆忠县邓家沱石阙的阙铭作了重新释读。通过对宋代文献的进一步检查与分析，说明了邓家沱石阙不可能是宋代金石文献着录的广汉绵竹令王君神道石刻。清华简《系年》23章是前后相序、编排整齐的一部完整的书籍，清华简的整理者认为《系年》是一种编年体史书，它的体例和内容接近于《竹书纪年》。从《竹书纪年》和《系年》的书写体例和内容来看，二者的差别要大于二者的共同，《系年》不同于《竹书纪年》，它的整体特征表明《系年》不是编年体史书。《系年》的记事范围及记事特征都昭示着它不是《左传》的摘编，也与后世的"纪事本末体"存在着根本的区别。更为重要的是，正确理解《系年》的性质，不应该脱离《系年》书写的社会历史氛围，而应该把它放在战国历史语境和文化形态中去考察。与《左传》或"纪事本末体"相比，《系年》更接近于《春秋事语》；它的性质与汲冢竹书中的"国语"三篇相近。清代金石学发展迅猛，黄易为乾嘉时期的金石学家。山东博物馆藏《黄小松辑释吉金拓本》为清稿本，是目前所见研究黄氏金石收藏，尤其是古代铜器铭刻方面的珍贵，也是研究清代金石学发展的重要。由于拓本集流传日久，在黄氏之后经过了很多学者的题跋和考释，其收藏和流传情况不甚明晰。本文通过对《黄小松辑释吉金拓本》中黄易以后的题记情况和递传顺序进行分析，对九皋、杨铎、黄咸宝、丁彦臣、匡源、李山农和李家恺等金石研究学者进行考述，厘清《黄小松辑释吉金拓本》的流传经历，进而梳理出清代山左金石学发展的基本脉络。